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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海战史上,中日甲午海战是进入蒸汽时代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钢铁战舰之间面对面的交锋,以清北洋水师四艘战舰沉没而告终。123年前,邓世昌与有着“北洋水师最先进的军舰之一”之称的致远舰一同在弥漫的硝烟中沉入海底,留下“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的哀叹响彻海天,带给国人绵延至今的震撼。
2015年,水下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成果,经过连续三年的努力,终于确认“丹东一号”就是致远舰。
1894年9月17日,甲午海战在鸭绿江口外的黄海大东沟海面爆发。日前,本刊记者正常采访了亲历致远舰水下探查工作的丹东港文化产业部工作人员王海和宋述滔,听他们讲述探查致远舰三年来的鲜为人知的细节,带我们走进那段永不褪色的历史。
1894年9月17日,中日爆发甲午海战,北洋舰队与日本舰队在黄海北部鸭绿江口大东沟激战,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壮烈牺牲,史称“黄海海战”。5个多小时的黄海大战结束后,日舰无一沉没,大清痛失5艘巡洋舰,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由此失去制海权。中日历史的走向也彻底被改变。中国清朝政府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1895年4月17日签订了《马关条约》。
作为民族记忆中无法绕过的一块伤疤,邓世昌与“致远舰”俨然成为国人甲午情结的象征。对于这场发生在家门口的战争,丹东人更是有着挥之不去的“致远”情结。
据丹东史志学家、丹东港集团历史文化部特约顾问迟立安介绍,海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潮起潮落,致远舰的桅杆时而出没于海面。直至1938年,日本人再次光顾这里,用炸药毁掉致远舰,从它身上掠走大量钢铁,从此,致远舰永远地沉埋于大海。
1985年10月,时任丹东市委书记的刘仲文在接待国家旅游局领导时,讲述了大东沟甲午海战的历史,希望国家投资打捞致远舰,此情得到了国家旅游局的理解和支持,很快拨来五十万元。自此,丹东市开启了打捞致远舰的序幕。
1986年5月,中国海军某部派舰艇对沉舰疑似海域进行全方位拖扫,遗憾的是,并未曾发现致远舰等沉舰遗迹。
1988年,辽宁省文化厅也曾试图打捞致远舰,但因一名潜水员在探摸时遇难,打捞搁浅。
1996年,打捞致远舰迎来了历史机遇,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打捞“致远”等4艘战舰,并批准成立打捞致远舰领导小组。丹东各界民众踊跃捐款,支持打捞致远舰。遗憾的是,无果而终。
2013年9月,原本的一场经济论证会,却演变成保卫致远舰的声援会。当年,辽宁省海洋渔业厅与东港市海洋渔业局联合在东港举行大鹿岛水域投放永久性人工岛礁可行性论证会。消息见报后,立即引来大批周边渔民、市民、政协委员、知名专家学者及档案局等相关单位人员到会。论证会上,国家投资上千万元、有助于渔业生产的利民工程,却意外地遭到了渔民们的集体反对,其中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理由就是这里是致远舰沉没的地方,“如果你们安了人工岛礁,还能找到致远舰吗?”
最令人感动的是,一位徐姓自由职业者专程从丹东市赶来,他说,自己是受躺在病床上的父亲之托,要他在会上呼吁保护致远舰。原来,其父作为知青曾下乡在东沟,对致远舰的历史耳熟能详,还参加过东港市民众自发捐款打捞致远舰的活动。
在丹东港集团文化产业部资料室内,王海小心翼翼地向记者展示着一件件从日本收集而来、有关甲午海战的珍贵文物。透过一件件散发着历史气味的文物,在王海的讲述中,时钟的指针拨回到2013年。
那一年,丹东港集团决定启动海洋红新港区的建设。他们没忘记,这一片海域正是当年大东沟海战的古战场,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丹东港正式打报告邀请国家文物部门介入进行调查。
2013年11月9日,由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率领的水下考古队启动调查。丹东港集团为配合国家水下考古中心工作,专门指派集团文化产业部随船行动并做好海上工作日志。然而11月的海面风浪极大,恶劣的天气令调查屡屡陷入困境。第一次出海的王海说,当时好几次都是到了作业海域发现天气条件不允许下水作业,只好无功而返。经过几次不顺利的出海,要在近三百平方海里的区域进行探摸沉船,现场专家基本认定希望渺茫。调查因此终止,国家水下考古队就此离开。
在没有探明致远舰沉船之前,不能轻言放弃,新港航道工程暂停。“不惜任何代价,直到找到致远舰为止”——丹东港集团决定,凭借一己之力继续探摸。
2013年12月,丹东港集团自行购置贵重的磁力仪探测设备,边学习研究边勘测试验。担任出海艰苦作业的负责人竟是一名女性——集团测绘中心测绘队长崔红霞。当时负责跟踪拍摄记录的王海回忆说,冬天的海上格外寒冷,工作船体在海上抛锚一夜就结了冰,工作人员行走在甲板上十分困难。但是队长崔红霞仍带领着几名年轻工作人员坚持探测。当年冬至过后,崔红霞带领工作人员进行了第二次探摸。当时,载运设备及人员的渔船抵达,由于海水结冰,船很难停靠到码头,螺旋桨在此过程中被打断,无法运行,只好更换船只,出海工作一度延迟。换船行进时,海面结满密集浮冰,木制渔船船体出现多处划痕。但在渔船上,工作人员并没停歇,一直在船尾部背风处调试新购进的声纳设备,并将其送入水中。王海回忆说,当时海上室外温度低至-6℃,水下温度2℃,已达到潜水员可承受的生理极限。下潜员携带着高压水枪下水,受潮流和水下低温影响,几次被迫返回水面,探摸难度可想而知。风大流急,船舶走锚,崔红霞带队不停地做定位工作。“船上真是冷透了,那几天明显感到崔红霞脸上的皱纹都深了。”功夫不负苦心人,他们竟然生生地用大海捞针的土办法,发现了重大疑点——磁力仪上终于显示出一个巨大的铁家伙静静地躺在水下二十多米处,它的身上覆盖了两米多高的淤泥。
2014年4月, 国家水下考古队闻讯后立即再次来到丹东港,对丹东港发现的疑似沉船点区域进行深入勘探。经潜水实地探测,发现少量出露海床的铁板、煤炭与木质船板,确认一处沉船遗址,并命名为“丹东一号”。王海回忆说,当作业船在该点探测时,一直监控着设备的工作人员一下子跳了起来,激动地喊道:“再走一圈!”围绕这个点又走了一圈后,有人问:“多少?”“1600吨左右!”此时,船上一阵惊呼。因为,致远舰原排水量为2300吨,探明的“丹东一号”沉舰铁质遗物的体量约为1600吨,明显大于1380吨排水量的北洋水师四艘战舰中的超勇舰及其姊妹舰扬威舰。考虑到它受炮火摧毁及后期破拆而折损了一些钢材,再去除部分木材、煤炭等非磁性物质的体量,探明的这一体量与致远舰的现状是相匹配的。“当时船上所有人都非常激动,都拿着电话向各方面报告这一条消息。”
2014年8月至10月,“丹东一号”进入一期重点调查阶段,对埋于沙下的沉舰进行清理,揭露清出长达50米、宽10—11米的舰体,并发现一门十管格林机关炮及少量弹药、部分陶瓷器及主炮炮管残片。由此,“丹东一号”确认为北洋水师的一艘沉舰。
在茫茫大海中寻找致远舰,难度之大很难来想象。丹东港一边派人在海上探查,一边在周边沿海渔村做出详细的调查。在走访海洋红港附近渔民时,一位七十多岁的老渔民回忆说,年轻时出海,曾经有片海域经常剐渔网。调查人员兴奋地追问具体经纬度,可古稀老人哪里还记得清。直到老人的儿子出海回来,调查人员再次问起,没想到老人的儿子不假思索,脱口道来。丹东港工作人员大喜过望,立即通知海上调查船,调转船头,直奔而去。由此揭开了致远舰的真正沉没地。
确认沉船地点这一重大事件,也让多年以来流传甚广的坊间传言被不容置疑的事实打破。“过去在这片海域,一发现有沉船,当地渔民就信誓旦旦地说是致远舰。”王海说,沉船点的确认最终是依靠科学手段的勘探实现的,而很多坊间传说曾经使水下定位工作走了一段弯路。当时很多大鹿岛渔民描述的沉船地点是在庄河的黄石礁海域,丹东港工作人员陪同国家水下考古队前往调查,但是三天的艰苦勘探却一无所获。曾经还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之所以战败很大原因是由于船上烧的煤不好,上等煤炭都进贡给慈禧太后了。然而,经过对实地探测发现的煤块做多元化的分析,结果显示,当时北洋水师战舰上使用的煤炭质量已属上乘,战败与煤炭质量并无关系,因此这一不实的传言也随之打破。
“在海上有个十分奇妙的现象,有时晴空万里却看不到大鹿岛,有时天气雾突突的反而还看见了,这都是受海水的折射率、天气特征情况等不同因素影响的。所以说,海上作业充满了未知数。”2015、2016年期间,丹东港集团文化产业部一直跟随国家水下考古队进行跟踪记录。2015年8月1日,国家文物局真正开始启动了“丹东一号”发掘工作。与国家水下考古队同吃同住了100多天的文化产业部工作人员宋述滔,亲历了发现致远舰最激动人心的日日夜夜。
回忆起海上工作的场面,宋述滔说,那是相当壮观。沉船海域内,丹东港集团派出最大的疏浚工程船——辽浚9号。国家水下考古队就是依靠这艘工作平台,进行每日的入水探摸活动。所有参加探查的工作人员,从丹东港普通船员到国家考古队员,由亲自参与这一历史性事件的自豪感伴随而来的使命感和不畏艰险的敬业精神,让他深深地感受到国人对致远舰的特殊情结。每个人对待自己的工作都十分负责:广州打捞局的工作人员规范作业,连工作服都整洁如新;国家水下考古队的队员们只要赶上潮水就立刻登上作业船,上了船就没有休息时间;考古船的厨师都认认真真做好每顿饭,保证工作人员的充沛体力……
作业海域的水深约为23米,依规定,在这一深度的水下工作要限制在1小时之内,并且由于潮涨潮落,海水高度差达到7米多,所以工作只能在平潮期。大海无情,稍微延长一下水下上班时间,就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危险。宋述滔回忆,在2015年8月6日,因为水下的一些情况让下潜的工作人员急于进一步确认,时间略有延长,等他给了上潜信号时,慢慢的开始涨潮了,“一会儿功夫,涨潮的海浪一个接一个,眼瞅着船就在跟前,他却被浪打得试了几次都抓不到登船铁架,我们眼瞅着他上不来、体力消耗慢慢的变大,大家都急死了。那时候真叫命悬一线呐!”就在水中的工作人员再一次尝试上船时,白花花的巨浪汹涌袭来,水中人瞬间就被抛出七八米远。此时船上一名工作人员拽着绳子去援助,但绳子过细,经海水打湿后套结打不开。情急之下,他撇开绳子,想凭自己的力量把队友拉上来,但体力耗尽,二人被海流冲出几十米远。千钧一发之际,船上的一名潜水员眼疾手快,当机立断扔下了救生绳,拉着绳子、踩着脚蹼就跳下水追了出去,总算抓住了他俩。在船上人员的合力帮助下,三人安然上船,都精疲力尽地瘫倒在甲板上。
承载着工作人员和各种工作设备的海上工作平台由四根钢缆固定,通过收缩钢缆调节平台方向。连接在平台上的潜水绳一直通往海底,潜水员就沿着这条潜水绳潜入水中工作,同时通过这根潜水绳在海底辨别方向。“别看一根潜水绳只有手指那么粗,吊起两三吨的重量不成问题。”宋述滔回忆说,好像冥冥之中的天意,2016年9月17日——距离甲午海战爆发122周年的那一天,原本风平浪静的海面突然风浪肆起,海浪打在工作平台上产生强烈震感和“嗵嗵嗵”的巨大声响,震得人心慌。突然,“啪”地一声巨响,工作平台右后方的一根钢缆断开了,而此时正有一组潜水员在下潜。就在钢缆断开的一瞬间,工作平台发生了突然移位。“如果发生大角度移位,非常容易造成另外两根钢缆搅在一起,情况非常危急。”这时,平台上的工作人员立即通知潜水人员返回,同时展开救援行动。几分钟后,这一组潜水员露出海面,平台上的人都松了一口气。而此时,潜水员出水的位置已经偏离最初下水时的位置一百多米远。
从猜测到确认无疑,2015年是水下探查致远舰的关键一年——9月17日,甲午海战海祭当天,铁证初现!
在2015年调查期间,经过一个多月的水下摸索,水下考古队已经打捞起一百多件文物,其中,炮弹、炮管、弹头等各种武器弹药陆续出水。“但是瓷盘的出水,成为锁定致远舰的关键证据。”亲眼见证了瓷盘出水过程的宋述滔娓娓道来。
出水的文物多是在抽沙过程中从泥沙中剥离出来的,但是瓷盘的发现则是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员、“丹东一号”沉船考古调查领队周春水亲自下水,用手一块一块拣出来的。有的碎片埋入沉沙一米深,不敢用工具,他只能用手不断地搧去上面的沙子,露出一块就拣一块。
所有碎片出水后,工作人员拼成了一个直径20厘米左右的餐盘。大家本能地将盘子从各个角度查看。此时,央视的一位摄影记者喊了一声:“这儿有字!”通过调整光线、角度,众人发现盘子中央显示了“致远”二字篆书的圆形合体。围绕着圆形合体还能够正常的看到英文“中国皇家海军”的字样,以及“致远”的威妥玛拼音(威妥玛拼音,是一个叫威妥玛的英国人创立的一套学汉语的注音方式。这种拼音在中国已停用,但在西方还有人在使用这套拼音学习汉语)。此时,所有人激动万分,不少人的眼中泛着泪光。如此珍贵的文物如何完好地保存呢?当时刚过中秋节,宋述滔看到一个月饼盒后突发灵感:“把月饼盒装上白面,再把盘子埋到面粉里!”大家连连称妙,船上的厨师说“没有白面,有小米”,于是就把小米装进了月饼盒,完完整整地将盘子埋了进去。
历史赋予了这只有着“致远”标记的瓷盘以特殊的意义——这样具备“致远”字样的重要物证在“丹东一号”的考古中是首次发现,成为锁定致远舰的铁证之一。
“水下还发现了一只单筒望远镜,物镜上刻有致远舰大副陈金揆的英文名字,他是致远舰上官职仅次于舰长邓世昌的重要人物。这也成为证实沉船身份的又一有利物证。”
同时,考古工作者还在水下发现了多个方形舷窗,方形舷窗只安装在致远舰及姊妹舰靖远舰的艉楼甲板舱室,超勇、扬威、经远三舰则未安装,这是识别致远舰与其他甲午沉舰的重要标识物。再看武器配备,致远舰配备的主要武器装备在“丹东一号”均有发现,包括210毫米主炮炮管、152毫米副炮炮弹、57毫米炮弹、37毫米炮弹、11毫米加特林机枪及弹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还发现了保存完整的鱼雷引信一枚,这与其他甲午沉舰也有明显区别。
至此,致远舰水下考古共提取文物200余件,是我国水下考古史上的一项标志性成果,由此开启了近代沉舰水下考古工作的新篇章。2016年5月,致远舰水下考古被评为2015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艘清代沉船是榜单中最年轻的考古项目,它打破了考古界“古不考三代以下”的惯例。
2017年5月31日,由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省丹东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寻找致远舰——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特展在北京大学成功举办,共计展出致远舰舰体结构、武器装备、生活用具等46件组文物,增强了“丹东一号”文物的影响力。
跟随“丹东一号”考古活动的丹东港集团工作人员至今还清楚地记得:2015年考古船在达成目标准备返航的前一天晚上,大家兴奋地举办了简单的酒席,庆祝找到致远舰,期盼安全回家。此时,忽然有船员惊叫起来:看呐,海里有螃蟹!人们纷纷聚拢到船舷边,只见船灯下的海面聚拢了很多螃蟹。不久,厨师端出热气腾腾的螃蟹慰劳大家。一名队员深情地说:“这是邓大人给大家的邓公蟹啊!苍天有眼,邓公有灵!”
致敬,寻找致远舰的人们!你们用非凡的勇气钩沉起一段尘封的历史和顽强不屈的民族精神!